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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1)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当时,我对自己承担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现在还在斗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7个月前,他刚到中科院就感到了“危机感”,经过大半年调研,他犀利地提出,“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公文汇 www.gongwenhui.com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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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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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2)
后来与周光召相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就是那时第一次听说周光召的:“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我记得很清楚,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好几篇文章我都仔细研究过,而且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都是大家热烈讨论的题目。”
正当周光召在科学界崭露头角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去留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恰在此时,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赴苏,与周光召有一次长谈,就中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
“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周光召日后回忆道。
1962年底,周光召协助邓稼先完成并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试验前夜的10月15日,周光召突然从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那里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认真估算一下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布置任务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这颗原子弹所代表的重大意义让大家必须慎之又慎,刘杰说:“不正式爆炸,没有结果以前,那是提心吊胆的,大家都在紧张。”
在不到16个小时中,周光召抓住要害,精准筛选出有效参数,连夜计算,确认爆炸成功的概率超过99%,除不可控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这为10月16日15时准时起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重要保障。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3)
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他身体力行推动科普工作,直接领导创立了中国科协学术年会制度,通过设立奖项拔擢才俊、奖掖后学,推动制定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并设立了“全国科普日”,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作出重要贡献。
在担任“973”计划顾问组组长的13年间,他同样倾注大量心血,提出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构想,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973”计划的辉煌成就,这也是其对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所担当的历史之责。
为了国家需要,周光召三次放弃自己专注的科研事业,但无论身在哪个岗位、哪项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永远是祖国和人民。饶毅曾言: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国近三十年最杰出的科技界领袖,他是一位有多种才华、成就卓著的智识分子。
1996年3月,因周光召的卓越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在无垠的宇宙深处,这颗星至今闪耀,它不仅是天际的一抹光亮,更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象征。
虽然周光召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科学精神却如同璀璨星辰,永远闪耀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继续照亮并引领后辈在科学的征途上,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未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4)
周光召回国前,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曾一度陷入困境。理论计算表明,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在原子弹设计初期苏联专家留下的教学模型框图。中国科学家历时一年多,经历9次繁琐计算后还是得不到与苏联专家一致的数据。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之前的计算数据。周光召仔细地检查9次计算结果后认为计算没有问题,怀疑苏联专家数据的可靠性。他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出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用特征线法所做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从而证明苏联专家数据是不正确的,结束了近一年的争论,使得中国原子弹研制继续向前推进。随后,中国科学家逐步获得原子弹爆炸过程的清晰物理规律,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于1963年底交出包括结构、尺寸和材料的理论设计模型,然后经过工程设计、部件加工、实验室中各种冷试验、装置组装、核装置运往试验场进行热试验。
1964年10月15日, 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 等待起爆。此时, 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突然接到前方的指示, 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而当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经被送到了试验基地, 于是他仅凭着记忆对早期工作进行了重新演算, 并在回复有关领导的备忘录上签字“建议按原计划试爆”。随即, 东方地平线上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 周光召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后来, 每当谈及自己对研制“两弹”所作的贡献时, 周光召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我一直认为, 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 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 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工作。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每个人的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我看来, 每一项工作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没有出问题, 就表示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 那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5)
1929年5月15日,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父亲在土木工程上的才华与勤勉,深深影响着幼年周光召。高中毕业后,周光召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由于国家当时对物理人才的需求,他毅然选择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次年,全国院系开始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大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1957年,周光召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并从此将自己的生命与原子能联系在一起。1957年,我国同苏联签订了核研究武器协议。苏联承诺帮我国制造出原子弹,并免费培养一大批年轻科学家。于是,国家遴选了国内一批年轻的科学家派送到苏联莫斯科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周光召就是其中的一员,任中级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吴岳良回忆:在苏联期间,一次学术会议上,年轻的周光召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周老师没有直接辩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这个理论问世后,就有科学家说,假如以后周光召得诺贝尔奖,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可见他此项成果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学螺旋态理论,又提出了若相互作用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