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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科学事业领导者事迹材料（精选篇1）
他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十年。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叹幸有光召同志的把舵。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她的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稿子汇 www.gaozihui.com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也是中国科技界改革探索最为艰辛、风云激荡的岁月。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科技改革的动力、目标、规律、战略、政策、路径是什么，考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格局、远见、胆识、智慧，甚至还有良知。其时，社会上，对科学缺乏长远认识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学无用论”者有之;认为基础研究“不冒泡”，对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质疑者有之;否定技术成果商品转化，说中关村“骗子一条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特点，以简单方式“断粮”、削减经费者有之……10万之众的国家科学院，不少研究所连基本工资都无着落。中国科学院犹如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只旗舰，颠簸晃荡，进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头人的。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光召同志走上副院长岗位后，半年中深入基层做大量调查研究，同时以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洞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生规律和时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把握国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战略思想体系。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之前两个月，即在1985年1月的中国科学院年度工作会议上，受卢嘉锡院长委托，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未用一字讲稿，娓娓而谈，做了一个既充满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辉，又有政策举措、务实可行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近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大凡成功之处，在这个讲话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头。反之，实践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弯路的，讲话中也有过警示或提醒。 稿子汇 www.gaozihui.com
周光召科学事业领导者事迹材料（精选篇2）
周光召1929年出生于湖南，1941年，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培养。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耳闻目睹的事实改变了他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7月，周光召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
与周光召相识3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在悼念文章中说，1957年春天，响应党的号召，周光召带着“向科学进军”的使命，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光召先生十分珍惜国家给予的宝贵机会，埋头苦学，4年间两次获得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取得了令当时世界各国学者赞叹的成就。”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随后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周光召获悉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他在致二机部领导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经过近4年的努力，周光召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推导出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国际同行称赞他的研究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周光召科学事业领导者事迹材料（精选篇3）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杜布纳成立了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其设备和科研力量在当时世界居领先水平，吸引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众多科学家前往，共同开展高能物理研究，中国也派出了大批学生留苏。周光召当时在北京大学任讲师，勤勉努力的他曾经有3次机会被派去留学，但因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周光召淡然处之，“它没有影响我任何的情绪。我在哪儿工作一直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他们才会一次次地来推荐我。在王竹溪先生、彭桓武先生的教导下，我也不太有那种非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够使得自己得到进步的想法。”去了更好，不去也没什么，这就是周光召的态度。1957年，北京大学再次推荐周光召留学苏联，这一次，28岁的周光召怀着对妻子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深情眷恋，踏上了前往杜布纳的求学之旅。
那个年代，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中国人是来向他们虚心学习的，于是姿态高高架起。这让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不服输精神的周光召陡然升起一股豪气。“不能让他们看不起中国人”成了周光召废寝忘食学习物理的动力。在杜布纳的4年中，周光召充分利用研究所丰富的信息资源，夜以继日地阅读、研究、思考、求证。“物理确实是很奇妙的，所以等你逐渐熟悉了以后，你就会被它自身的规律性和美所吸引。”在实验室中，高能加速器发出的低沉轰鸣声伴随着周光召，他完全沉浸在令人着迷的物理世界里，如痴如醉。
在这里，周光召充分展现出他杰出的物理才华，两次获得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在散射理论中最先提出螺旋态的协变描述;《关于赝矢量流和重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是最早讨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PCAC)的文章之一。周光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赝矢量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是对弱相互作用理论的一次重要推进，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很高的评价，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普遍重视。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周光召科学事业领导者事迹材料（精选篇4）
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学精神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属于珍稀品。无论是做科学，还是当领导，光召同志总是自觉地把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他曾经说，“我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求真、唯实。”他把求真视为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面对权威能自信地坚持真理，在当领导做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惟书、不惟上，只惟真和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面对社会上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抒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科学院的留学方针不变，继续“支持留学、欢迎回国、来去自由”。随后，于1994年在全国首创了吸引海外高级科技人才的专项计划。这些观点和措施，在今天看来如此平淡一般，但在那个时刻，讲者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气和风骨，闻者能感受多大的的亲切与鼓舞!
面对纷繁复杂的科技、经济、社会问题，他总是像推导物理方程那样，以探究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抽丝剥茧，寻找内在的规律性，再以清澈的思想、谨严而无可辩驳的逻辑表述出来。在他的词典里，你永远找不到“遵照__领导指示”“按上级要求办”之类的套话，只有要“探索规律”，“要按规律办事”的说法。1987年5月，我在抗拒几个月无效后，极不情愿地从化学所的实验室被调到科技政策局，第一次出差就是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陪院长去沈阳分院调研。因为生性腼腆，在那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竟没同他说过一句话。直到返京时在机场候机室，他主动问我“怎么没听你说句话呀?”我红着脸回答“不知道怎么说”，他微笑着讲：“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我这才结结巴巴地把一线科研人员的难处、委屈和不理解统统说了出来，他都听的很认真。他就是这个特点，喜欢听真话，听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见解的反对意见;讨厌空话、套话，最反对说假话、奉承的话。他常说：为了探索真理、规律，就必须倡导百家争鸣，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理是不会害怕批评的，害怕批评的未必是真理。“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他对时下的学术空气，常存忧虑之心。在本世纪初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求真、唯实讲了多少年了，每个人都很清楚，但要真正做到又很难。为什么呢?有利益驱动的原因。“你敢在学术会议上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吗?不敢!因为你想申请当院士，就害怕得罪了院士。”
周光召科学事业领导者事迹材料（精选篇5）
1961年2月，周光召同志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同年5月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兼一室主任，参加原子弹理论研究。他创造性地运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支持了我国自己的计算结果，和邓稼先同志等共同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和于敏同志等突破氢弹原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1972年8月起，他先后任第九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领导完成了装备部队的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为我国掌握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设计技术、完成核武器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9年8月，周光召同志兼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7月任所长。他指导和带领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在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在国际上首先得到规范不变有效作用量子“反常”项的正确形式和拓扑起源，给出了广义陈-西蒙斯拓扑特征类的简单推导及其物理应用。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他与合作者一起发展了描述非平衡态统一理论的闭路格林函数方法，提出了一套有效的理论描述方案，并成功地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动力学等领域。
1984年3月，周光召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至1997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其间，1992年4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他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规律，为改革开放形势下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办院方针，领导实行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他倡导建立了面向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学部名义提出了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他率先在中国科学院实行开放实验室(研究所)制度，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他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拓了我国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研究事业。他参与组织实施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与农业开发项目，为大幅增加我国粮食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鼓励、支持科技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为中关村地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头和聚集地作出重要贡献。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研机构率先实行竞争择优的新型人事制度，推出针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特批制度，实施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为解决科技人才断层问题作出重要贡献。他推动建立规范化的院士增选制度，为学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并为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